接触记忆项目已经不是第一次，但自己真正去接触、参与口述却的的确确是初次的经历与体验。
初识口述是源于崔永元做的《我的抗战》，3500个采访对象、超过200万分钟的口述历史影响和纪录影像、超过300万张的历史老照片……在他看来，做口述，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喜爱和兴趣，更是为了给当代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年轻人群体“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”，给观众一个判断的权利。这是关于抗战的口述史。而我们此次高迁之行，参观古村落、走访各户人家，用影像和声音记录下这个有着鹅卵石铺成的花样丰富的道地、雕刻精致且内有乾坤的窗框以及独特“六叶马头”屋檐的美丽村落，同样也是为了记录下这段历史，这个村子的记忆，以此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和先人对话的机会，让它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被人们所遗忘。
口述于我，更多的是“故事”。我对口述的理解，更多的是建立在听故事的基础之上，通过和受访者聊天的形式，听听他们过去经历了什么，这个村子曾经经历了什么，这里在千百年前是个什么样子，或是村子里有什么有趣的故事、独特的活动……将这些内容这种对话、讲述的形式展现出来，不仅仅是给对方一个讲述的机会，更是给我们一个走进村落，了解当地历史的机会。
中国记忆的负责人田苗在去年数字记忆论坛上发言时曾提到：他们（抗战老兵）中有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在等人来听他们讲故事。这或许只是指个人的记忆，而对于一个组织的记忆而言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如今随着经济的进步，村子本身和村民们的生活在不断发生变化，当这些老旧的东西逐渐被人遗忘甚至埋没时，知道、了解他们的这些人可能会是最遗憾的。我们在采访退休教师吴汝志先生时也曾提到：他也注意到了现在村里文化传统的东西逐渐失传的现象，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其他，出资扶植这些传承人。同时，他自己在退休之后也在一直调查、统计当地非遗文化遗产，希望这些东西能被保留下来，被人们了解、重视，进而能够继续传承下去。
当然，这些记忆能否得到记录和传承，最重要的是与其切实相关的人们的重视。在调研过程中，我们遇到了像吴汝志先生这样重视高迁传统文化传播与传承的人，也遇到了有着绝好技艺但却忽视记录与传承的手艺人。在采访石雕传承人吴桂秀先生时，我们问及是否保存有做过的石雕的图样，老人则表示，设计的图案都在脑子里，没有保存下来的图样，做过成品交给客户后，自己就什么都没剩下了。我记得大家当时都惊讶地一再询问什么都没有留下吗？得到的是老人肯定的回答。老人现在带有一名徒弟，除了家中仅存的《芥子园》残本作为参考之外，几乎是以完全言传身教的方式在传授自己的技艺。对于吴桂秀老人这样的情况而言，我想，相对于传承人的匮乏而言，更为遗憾的是老人自己的手艺没能得到记录与传承，多年来的积累和成果没有得到任何保存，老人自己虽不介意，但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惋惜。
记忆，大到国家、社会，小到组织、个体，最主要的就是自身的重视程度。记忆关乎自我，高迁的调研经验告诉我，只有记忆主体自身先重视起来，后续的利用与合作才能进一步开展。有了自身的重视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记忆、这些历史文化呈现、展示出来，而数字记忆的构建，就是将数字与人文相结合，利用现代技术呈现出古村落的人文历史，留住高迁的记忆。同时，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，数字的形式还能帮助我们突破地域的限制，将高迁带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，让高迁能够为更多人所知。
高迁之行，是与古村落风光之美的初次相识，也是与口述的初次接触。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机会，通过高迁和当地人自己的故事，将高迁的人文、自然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眼前，以数字的形式把古村落的记忆与大众分享，让不知道高迁的人认识高迁、让认识高迁的人了解高迁、让了解高迁的能够爱上高迁。这样一来，对高迁古村落记忆的构建就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人文的传承与传播，更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桥梁，帮助高迁更好的展现出它所独有的风貌。